三俠五義

　　今天接到最新通知说本学期我们的社会实践作业有两个，一是结合两会的召开，联系两会的议案所反映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结合实际写一篇1500字左右的论文。二是请大家以自身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实习经历为基础采访一位公务员，进而写一篇关于公务员管理和公务员制度的论文，同样要求1500字。两项作业给我的感觉就是雷人！再雷人！
　　在我校，社会实践课早已有之，估计很多大学也都一样。这是多么的一种“中国特色”（Chinese Think）的课程啊！在国外，这种课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学生在学校、在课堂上本身就有着大量的实践，完全没有必要将社会实践当作一门课程来学，况且实践的能力通过上课又是学不来的。
　　中国的教育体制从始至终都是失败的，这决不是我的一家之言。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识之士以及教育学家都曾发出过类似的慨叹。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就是被广为诟病的“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所对应的便是素质教育。我们喊素质教育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我上小学初中那时起，就有人整天高呼“中国要搞素质教育”，要为中国的学生减负；然而如今我已经接近大学毕业，这样一个减负的目标仍然遥不可及。甚至还出现了“减负减负，越减越负”的倒退现象。比如在大学，社会实践已然成为了一门课程，而且课程的设置又是这样出离的怪异。

　　以一个正常智商的人的理解，作为名为“社会实践”的课程，理应把课堂搬出校园，走向社会，让学生真正在社会中锻炼过了，实践过了，有了自己的体会，增长了适应社会、了解社会的经验，才能够被叫做社会实践课。然而我们的社会实践课是怎样的呢？社会实践完全成了“实践搭台，政治唱戏”，实践课的内容往往成了看一场爱国主义电影、搞一场爱国主义活动，至多就是到居委会帮助大爷大妈们扫扫地、擦擦桌子。打着“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培养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意识”的幌子，实则却在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式教育。这样的实践，非但不是素质教育，不是减负；相反的确是给学生一种更大的负担。试问这样的“实践”究竟能给学生带来多少经验和能力的提升呢？
　　当然，“实践”的变味罪责不在学校，而在中国几乎一无是处的教育体制。如果说应试教育对学生的伤害还主要体现在初等教育上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中国高等教育莫大的悲哀。
　　前些天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做客金鑰匙·南都公眾論壇时语出惊人，他说：“現在的中國大學教授加起來對公眾的影響力，趕不上一個韓寒。”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啊，中国数以万计的大学教授和老师们集体失声，然而现实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从前些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那位自称中国“最坚强的民主斗士”的萧瀚的“被停课”事件就可看出些许原委。由于萧瀚屡屡针对中国时弊在课堂上抨击时局政策，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停课”。由此可见，中国的大学是根本没有自由可言的。一位“法盲院长”可以坐上院长的宝座，从而毫无根据地停掉一位大学教授的课程，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中国的大学教育还离真正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相去甚远，甚至根本觅不到一丝踪迹。因此数以万计的大学教授的影响力不如一个身处体制外的青年韩寒的结论也就不难推出了。
　　再回到我校，今年的社会实践课就被定格在了两份作业之上。如果说第二个作业还算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话，那第一个作业根本是完全不合逻辑且与“实践”毫不相干的内容。况且即使第二个略显一定意义的作业，也有很多牵强之处。最根本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采访“公务员”？虽然这可能与一定的专业性有关（我们是行政管理或政治学理论专业的），然而这样一个作业却给学生带来了一个十分不好的导向，那就是它会暗示给学生“公务员”这一职业的种种好处。然而一来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当上公务员，二是这样一个“培养懒人”的地方真的那么值得我们这些青春朝气的大学生向往么？
　　至于第二个作业，联系两会的提案写一篇什么什么样的论文则更具政治导向型。即使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这样的题目设置也限制了他根本不可能指出问题、发出批评，而只能写那些阿谀逢迎的歌颂文章。
　　正像英国著名哲学家艾伦·威尔·逊瓦特（Alan Wilson Watts ）说的，“我们整个教育系统，一无是处。我们没有学会怎么煮饭，怎么做衣服，怎么建房子，怎么做爱，以及其他生活中非常本质的东西。教育带给我们孩子的只是抽象的概念，把他们训练成保险推销员、官僚，以及某种程度的名人。”然而在中国，更可悲的是：教育总是被深深地印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我们的孩子学了是好几年的政治、历史，而所学的确是被反复粉饰了的东西。教育在欺骗着学生，也在教着学生学会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