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俠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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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和父親討論了一下他對郭德綱事件的看法，還沒等我說話，父親便情緒激動的細數了郭德綱的種種“罪行”，然而這些在我看來統統不成立。首先父親起初是支持“封殺”郭德綱的，雖然在我的爭辯下父親的觀點在後來有所轉變。他之所以支持對郭德綱的“封殺”理由主要有如下：其一是郭德綱“瞧不起”窮人，耍大牌。其二是郭德綱“嘴上無德”，竟然在相聲裏直名罵北京臺，屬於誹謗。其三是郭德綱竟然說“沒法和中國人講理”，認為這話過於傷一個中國人的心，不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所應該說的。
　　我相信，我父親的這三點觀點恐怕也是大多數支持政府“封殺”郭德綱的人所持的觀點吧。比如主流喉舌媒體《人民日報》近日也撰文稱郭德綱是自己把自己“罵下了舞臺”，其所持觀點與父親的觀點大同小異。在這件事上，主流媒體們為了迎合民眾的需要特意把自己描繪成了一個“正義”的化身，然而好似他們的手法也很成功，畢竟有很大一部分民眾確實站到了代表公權力的主流媒體一遍。
　　然而我想質問一句，事實果真如此麼？
　　其實父親的三點原因從根本上可以歸結為兩點，其一是郭德綱不尊重窮人；其二是郭德綱不尊重中國人。再往下歸結其實可以用一句話就能表達，那就是郭德綱太“狂”了。
　　郭德綱確實太狂了，而且他的狂不但得罪了部分民眾，更要命的是他的狂得罪了公權力。郭德綱即使有再多的粉絲和支持者、再出名也畢竟只是一個藝人。作為一個不掌握公權力的人來說，公權力想要讓你消失是很輕而易舉的事情。一旦被“封口”，有再多的支持者也是無濟於事的。所以郭德綱因為太狂惹火上身，又因為太狂得罪了“官媒”們，這才是他最大的錯誤。
　　然而問題是，郭德綱“狂”怎麼了？在我看來“狂”是一種個性，一種想要成為名人，想要出類拔萃必須具有的一種個性。世界上的那些大思想家、大文學家、大藝術家有幾個是低低調調的？沒有天才個性的人永遠也不可能成為天才。很多人特別愛菊的一個例子就是西方哲學家尼采，你才曾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書中自詡自己是太陽（雖然這個說法有點牽強），所以他才成為了一代思想家和哲人。中國古時的莊子也是一個浪漫成性個性極強的人，眾所周知的莊子與惠子關於“魚之樂”的爭辯，正體現了他的輕狂與個性，而也正是因為他有如此浪漫輕狂的個性才有了他後來的成就。被本朝政權奉若神明的民國時期作家魯迅也是一個個性極強的人，在蒋中正面前跷着二郎腿说话；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公开揭露孔、宋贪污；当面大骂蒋中正的外长叶公超等等。也正是他這種“狂”，才讓他被中國人所記住。


　　但是時代不同了。郭德綱說的那句被認為是“傷了中國人的心”的那句話“沒法和中國人講理”我看是萬萬沒錯的。郭德綱在德雲社被查封前的最後一場演出中闡述了他的想法，他所謂“沒法和中國人講理”的意思就是說當今國人缺乏一種“包容性”。實際上這種“包容性”的缺乏並非國人的問題，根源處在了公權力上。
　　幾千年來的中國中國歷史就是一個高度統一、高度集權的封建歷史。歷朝歷代的中央政府都是極其強勢的，主宰著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切，政府控制著社會的幾乎所有資源，這其中當然也包含了輿論話語權和人們的思想。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思想極大繁榮的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一個是晚清民國時期。兩個時期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割據”，不論是諸侯割據還是軍閥割據。不過正因為這種割據導致了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強勢，中央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被極大削弱，人們的思想、輿論自然也就開放了。為什麼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出了那麼多大思想家，為什麼民國時期中國又出了那麼多學者、知識份子？原因就在於此。然而隨著“分列時代”的結束，統一的高度集權的社會的再次建立，歷史上這兩次思想的大繁榮最終都灰飛煙滅。秦統一後的“焚書坑儒”與本朝歷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簡直是中華文明歷史上罕見的兩次巨大災難。尤其本朝的“文革”乃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上歷朝歷代所不能及也。
　　當然，我並不是因此就要主張中國迴歸到“四分五裂”的狀態中去。但是觀察此次的郭德綱事件，郭德綱所認為的國人缺乏“包容性”在根本上講就是因為公權力的缺乏“包容性”。因為在中國這個政府主導的社會中，很多國人都是以“政府”的態度和價值取向作為自己的態度和價值取向的。政府每天說中國社會“三俗”，為什麼社會三俗？因為政府才是最大的三俗。為什麼中國這個社會道德敗壞、缺乏善心？因為政府便是如此。試想，當國人看到掌握公權力的政府官員都每天花天酒地、道德淪喪，自己每天“克己複禮”、“循規蹈矩”還有什麼意義？不如從了“公權力”一同敗壞下去吧！
　　而另一方面，國人本身的“仇富”心理，更加加劇了對郭德綱的“憎恨”。說郭德綱“看不起”窮人主要在於兩點，一是說他“看不起”自己小區裏的“窮人鄰居”；而是說他“看不起”記者。然而這裡卻包含了一個相當大的陷阱，郭德綱的鄰居是“窮人”麼？在我印象中郭德綱住的是一個別墅小區，我想能住得起別墅的人恐怕不會是窮人吧？這個郭德綱“看不起”窮人從何而來？而說郭德綱“看不起”記者的理由就更加牽強，就是因為郭德綱在相聲段子裏編了一段發洩自己看法的內容，把矛頭指向了北京臺和被打記者？那照此邏輯，相聲不能諷刺當道，難道要用來像姜昆等無恥藝人那樣拍“領導”的馬屁麼？而且即使郭德綱再不對，也應交由市場和公眾輿論加以評判，郭德綱若是真的得罪了太多的人，市場會給出最公正的判決。即使北京臺和當事記者認為郭德綱“誹謗”了他們，也應該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解決，而現在這樣一個簡單的“民事糾紛”案件卻演化成了一個“政治事件”這乃是法制社會進程的一大不幸！
　　郭德綱的徒弟打人自然不對，而相較其打人，公權力肆意藉此侵犯公民合法政治權利危害性則更大。而更加矛盾的是，我們這個社會有的時候太缺乏寬容之心了，面對郭德綱的“狂”國人是那麼的“不可容忍”；而有的時候我們這個社會又太過寬容，面對公權力的屢屢作惡多端，身在體制最下層的普通公民們，利益時時刻刻受到侵犯，卻還在為公權力“叫好”，看來我們這個社會真的是出了問題！